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實現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并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

　　建國后的頭三年，肅清了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殘余武裝力量和土匪，實現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級的人民政府，沒收了官僚資本企業并把它們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統一了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穩定了物價，完成了新解放區土地制度的改革，鎮壓了反革命，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展了打退資產階級進攻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對舊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進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勝利完成繁重的社會改革任務和進行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的同時，迅速恢復了在舊中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全國工農業生產1952年底已經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

　　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中，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3倍。棉紗、原煤、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從1965年起實現了石油全部自給。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一批新興的工業部門建設了起來。工業布局有了改善。農業的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地展開，并逐漸收到成效。全國農業用拖拉機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長6倍以上，農村用電量增長70倍。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為前7年的4.9倍。經過整頓，教育質量得到顯著提高。科學技術工作也有比較突出的成果。

　　中國共產黨在這10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毛澤東在1957年春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接著，他提出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些都是“八大”路線的繼續發展，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毛澤東在領導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指出了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主張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劉少奇提出了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行流通和社會主義社會要有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觀點；周恩來提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陳云提出了計劃指標必須切合實際，建設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必須兼顧，制定計劃必須做好物資、財政、信貸平衡等觀點，鄧小平提出了關于整頓工業企業，改善和加強企業管理，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等觀點；朱德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的觀點；鄧子恢等提出了農業中要實行生產責任制的觀點。所有這些，在當時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義。中共中央在調整國民經濟過程中陸續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和有關工業、商業、教育、科學、文藝等方面的工作條例草案，比較系統地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分別規定了適合當時情況的各項具體政策，至今對我們仍然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并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至于毛澤東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

　　開辟在改革開放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道路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和國家，但“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政治、思想、組織和經濟上的混亂還極其嚴重。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全會形成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以毛澤東為核心，鄧小平是其重要成員），承擔起艱巨的使命，實現了偉大的歷史性轉折，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領導和支持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惟一標準的大討論。這場討論沖破個人崇拜和“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經當時中央主要負責人華國鋒批準的《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合社論中提出的。）的束縛，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是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